由德國著名足球員奇連士文（Jürgen Klinsmann）家人所經營的麵包糕點店Bäckerei Klinsmann，在臉書帖文宣佈將在6月1日起暫停營業，但沒有交待原因。

在訪談中她提到，成功的標準越高，孩子的自信就越差。可是某些孩子剛好相反，他們自主性強，抗壓性較低。

「做父母」是每一個人一生中最需要學習的事情。也就是最貧窮和最富有家庭的孩子自殺率最高。孩子自殺的原因社會也許難以真正了解，但是一般相信這個學區高於平常四到五倍的自殺率，是因為無法承受父母對未來期望的巨大壓力。誰也不知道下一個Google或臉書什麼時候又會從這附近的某一個角落蹦出來。根據著名的《大西洋》月刊的報導，帕羅奧圖學區孩子的自殺率是全國平均值的四～五倍。

大部分家長的做法就是別人怎麼做，我們也跟著做，所以我們很容易就拿別人現成的價值作為標準，然後加諸於孩子身上。此外，這個城市的上班族平均收入毫無疑問是全美國最高的，否則你根本沒有辦法負擔得起這裡的房價。」文雄雖然感到高興，但同時也覺得難過。

高興的是，他終於給人像個「正常人」的感覺。那麼面對患者訴說他真實而恐怖的經驗時，第一步該要做的是聽他說，而不是否認他的主觀經驗。演變到後來，當患者不再對外溝通，從與他人相連的世界中掉了出來，他就像是一個孤兒，得靠自己奮鬥。若在他生病之初，社會與親友的友善回應，試著與患者的雙知覺系統接軌，包容思覺失調的現象，不致於讓患者感到孤單，也可減低社會大眾對精神病人的負面想像。

有的患者行為上開始出現混亂，比如日夜顛倒、怪異行為。文雄提及劇中寫實的一面以及不足的部份，對方大讚他對精神病的瞭解十分深入，文雄後來向對方表示，他其實是一位精神病人，目前在社區復健中心復健，對方略感訝異地說「你看起來不像有精神病的樣子。

殊不知這些描述的起點，本身就有著「以偏概全、過度類化」的認知偏誤，只擷取了在少數特定狀況下，對精神病人片面行為的主觀描述，無法洞悉精神病人的整體客觀樣貌。比如一位思覺失調症患者在幻聽發生時，他聽到有人罵他「白目，去死」，因為無法分辨幻覺與真實，他認為別人都聽得到，但旁人卻若無其事，他心想這些人是怎麼了？回頭尋找聲音的來源，卻找不到，於是對著可能的聲音來源大聲罵「幹」（被別人描述為自言自語），此時卻遭旁人側目。情緒上亦有偏離常態的起伏變化。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病人的想像，有許多來自成長過程中所聽聞的，對精神病的描述，這些描述無論是媒體報導的，或是周遭親友談論的，似乎都在傳達「精神病人是可怕的，行為不可預測，隨時可能傷害別人或自己，無法被理解」的樣貌。

身為社會大眾的我們，以為這就是精神病人的表現，將這些描述收錄在我們記憶庫中，形成「刻板印象」，也造成社會大眾對「精神病人」的負面標籤，污名化由此而生，導致許多人首次參訪精神科病房時，感到恐懼與警戒。「你看起來不像有精神病的樣子」──個別差異大，不容易簡化成典型模樣 文雄在一次搭長途客運的場合中，和剛認識的鄰座聊起天來，談到近來很受歡迎的影集《我們與惡的距離》，討論到精神病的話題。但會住院的病人，多數是「精神病」的患者，而非「精神官能症」的患者，「精神病」患者以思覺失調為大宗，亦有少數的躁鬱症患者，會在發病時期進入精神病的狀態。與真實世界的連結產生混亂──經驗被否定時，患者會感覺像是個「孤兒」 若我們從「精神病人」為主體的角度，試著來做客觀的描述，以思覺失調症患者來說，會發現最大的問題之一，在於患者與自身所處生活世界的人際溝通出現裂縫。

文：李維庭臨床心理師｜校稿：李蕙君、饒家榮 一般人對精神科病房的印象 不少人跟我說，當他第一次參訪精神科病房時，整個人相當警戒，深怕有人會從背後襲擊自己，因而感到很緊張，直到走出病房，才覺得自己安全而可以放鬆。難過的是，社會上對精神病患者，仍有所謂「精神病的樣子」的刻板印象。

若我們知道患者必須面對兩個知覺系統，一個是我們共同認證的世界，另一個是只有他自己感受到的幻覺系統（但對患者來說兩者一樣真實），卻苦於無法分辨也因此不得不面對鮭魚洄游會面臨的挑戰：建立在河上的水力發電廠。

要一條充滿鮭魚的河流，還是具有可再生特性的水力發電，則是芬蘭當前面臨的議題之一。令人訝異的是，政治色彩從左到右的9個黨派，除了其中一個臨時缺席的以外，剩下八個竟然全都說：我們同意這議題很重要、下個會期會納入水法的修正案的討論等等，非常一致的說法。為因應整個波羅的海野生鮭魚的減少，早已有不少措施執行在波羅的海海域，包括限捕（各國有捕撈數量上限）、限制漁具種類、流放養殖的幼魚等等。背景介紹：芬蘭的鮭魚 芬蘭的迴游魚類有好幾種，包括各種鮭魚（salmon）、鱒魚（sea trout）、歐洲鰻鱺（eel），也有像台灣櫻花鉤吻鮭一樣，因為冰河時期留下來的陸封型鮭魚。以這場研討會而言，WWF主動舉辦這類型的研討會並邀請政府與會，向政府表態兼施壓：我們WWF對這議題這般立場喔。這也是這場研討會或舉辦的原因——為了有效復育鮭魚，在現有鮭魚相關的海洋政策之下，下一步相關團體希望能以鮭魚的生命週期為基礎進行復育。

除此之外，此會議是在國會建築裡的一個會議廳舉辦的，主要原因除了議程安排含各黨派國會議員代表發表時間外，也方便國會議員們審法、開會之間的空檔來聽聽研討會的內容。第一點政府報告雖然有點像是政令宣傳，卻也是與會團體直接對政府單位提出意見的機會。

但是當日與會的團體認為現在這版本的水法仍然不足，在好幾個政府報告的之後的討論時間，均提出了像是義務條款只適用於新的計畫，需要修改延伸適用於以前已建造的水壩、或是魚梯成效的評估需要納入、復育經費等等。除了已經在執行的水法早已納入河川魚類的保護措施外，這個以洄游魚類的利益關係人為導向的研討會也已經辦了第三次。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一窺芬蘭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對立者之間的互動 這場研討會值得分享的一點在於可以一窺芬蘭本地非營利組織、政府、對立的利益關係人之間的互動。本文主要是想分享之前參與的一場非學術性的研討會：「virtavesien tulevaisuus」，直譯是發電廠的未來。

這從台灣面臨環境議題經驗來看，這場面可說是過分和諧了點，但討論其原因，大概可歸咎於二：一是芬蘭社會其實已經針對這個議題對話很久了。水力發電廠）會危害到魚群與漁業時，不僅計畫需要政府核准，而計畫的負責單位更有義務補償造成的危害。這些措施確實讓部分河川的鮭魚，例如芬瑞交界的托爾訥河（芬蘭語：Tornijorki），族群數量回復到接近紀錄上的最高值（註3）。芬蘭共計有330座水力發電廠，佔芬蘭國內生產電力23％。

舉例來說，芬蘭於2011開始執行的水法（Water Act），已包含不少關魚類的保護措施，例如當執行於河川的計畫（包括水壩。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因為這議題的最大反對方，水力發電廠的代表其實出席的不多，也沒有上台報告。

換而言之，相關的復育措施，包括流放幼魚、魚道建立等等，是由水力發電廠負責出錢的，而且這些措施還需要有後續的效果追蹤。儘管如此，減少的野生鮭魚並未反映在芬蘭鮭魚市場——因為低價的挪威養殖鮭魚取代價格較高的芬蘭野生鮭魚。

（2）各黨派國會議員代表發表時間，說明各黨派對此議題的態度與計畫。除了地方團體（含芬蘭本地及瑞典、美國兩個外國案）報告目前執行的計畫、經驗與預計執行的未來計畫之外，研討會尚有（1）政府報告當前的與洄游魚類復育相關法規、計畫與預算。

文：Continyu 鮭魚可說是芬蘭人共同的飲食與文化記憶。每個黨派有五分鐘的發表時間，而後有討論時間。根據之前和和芬蘭的WWF接觸的經驗，覺得他們滿懂得怎麼操作議題的。在經濟層面，雖然在總產業價值與族群數量上遠不如本系列前文提過的鱈魚和鯡魚，卻屬於單位價格偏高的魚種。

居住芬蘭的這兩年多，我亦聽不少芬蘭人提過小時候或者父母有去河裡釣鮭魚的經驗。此研討會是不久前世界洄游魚類日（World Fish Migration Day）時，由芬蘭的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所舉辦的活動，主要與會人士是此議題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註1）——芬蘭各地推行河川與洄游魚類復育的地方團體、相關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黨派代表、政府研究單位、與為數不多的水力發電廠代表。

由於過度捕撈與水壩的建立，波羅的海的鮭魚從原本繁殖於一百多條河降低到現在只剩30條河還見得到野生鮭魚的蹤跡（註2）。其中波羅的海鮭魚（和大西洋鮭魚同種，學名均是Salmo salar，只是體型較小），對芬蘭特別具有重要性：除了引文提及的文化意義之外，在生態層面，洄游的鮭魚連結著河流與海洋生態系。

但我覺得這場研討會的插曲，頗能反映出這個以對話主體為基礎研討會。在研討會中的第一個演講，他們更是直接放上他們的調查結果，表示60％的芬蘭人支持若要讓鮭魚回來，拆除水壩是可考慮的。